作者：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特聘教授 姚亚平
如果不算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前的经历，毛泽东从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进入江西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江西，在江西待了七年多。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是我们党走向成熟、力量不断壮大的关键时期，是我们党政治、军事、土地革命、群众工作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是不怕牺牲、不怕失败、不怕吃苦、不怕吃亏的七年。自觉自信是江西七年革命斗争的政治品格、精神状态和文化特征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开始于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党如何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之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和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不倒的旗帜。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是不怕牺牲、敢于冲锋、顽强奋斗的七年。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四次“进剿”、三次“会剿”。在苏区时期，又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江西革命的这七年，敌我军事斗争十分残酷。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烈士近5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15744位。井冈山斗争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平均每天牺牲56人。赣南苏区有烈士数十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达10.82万人，分别占全国、江西省烈士总数的7.5%、43.8％。革命战争年代，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25.3万人。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讲得很沉重：“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革命先烈们正是有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自觉自信，才如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先烈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自觉自信唤起了人民的自觉自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是不怕失败、敢于探索、持续奋斗的七年。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于12月和次年2月分别召开了古田会议、二七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930年初，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丢失后，毛泽东率领红军沿着井冈山道路，又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斗争。在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后，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是不怕吃苦、敢于坚守、艰苦奋斗的七年。这七年，敌军围困万千重，形势十分险恶，条件十分艰苦。井冈山斗争时期，每天每人只有五分钱的伙食费，还是“难乎为继”，“好在苦惯了”。瑞金时期，苏区干部没有薪水。但是，广大党员、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从军长到伙夫，官兵平等；苏区干部好作风，不要公家伙食费，自带干粮来办公。领袖和干部率先垂范。毛泽东经常晚上工作，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始终只点一根灯芯。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一册记载毛泽东交纳伙食费的账本，展示了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品格与作风。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是不怕吃亏、敢于担当、无私奋斗的七年。毛泽东在这七年中，特别是在1931年的赣南会议、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屡受批评甚至被解除职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回忆说，“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但毛泽东一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每次蒙受冤屈、受到错误批判、处分免职时，都是“服从组织”，照常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总是信仰不变、信念不动、信心不丢。他出席会议，就发表意见，即使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了也不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组织上服从，意见上保留。周恩来曾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毛泽东在江西的七年，一直在思考、探索两大课题：思想上，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行动上，从何处入手开展革命。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还要不要革命，这一点没有问题的，但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七年的自信，表现在面对教条主义，敢于实事求是，—切从实际出发，不机械照抄共产国际，更不盲从硬套西方道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实际，在结合上下功夫，在发展中用力气，在如何建党、如何建军、如何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上有了一系列的创造创新，闯出了一条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路。
毛泽东坚信马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态度，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担当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敢于担当、无私奋斗的自觉，毛泽东的江西七年回应和解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为人民谋幸福、靠人民干革命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解决了革命的目的和依靠力量问题；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和纪律建设，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与创造力；创造了根据地建设、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开始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的能力建设；形成了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解决了革命的精神动力问题。
自信是一个人、阶级、政党、民族自醒自觉后的价值判断与信心信念。这种信心和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革命人民的信心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江西七年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觉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党员、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民族命运的信念、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与对毛泽东和对党的信任是连在一起的。
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时才几百人，1934年长征出发时，是8.6万红军出江西。为什么人民群众就这样不要命地跟着共产党？为什么革命队伍总能从小变大、由弱变强？那些参加红军的农民文化程度虽不高，却知道一件事：“从前是牛马”，共产党来了，“现在要做人”。他们认准一个理：跟着领袖毛主席，就能走向胜利。正是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任，井冈山和苏区人民才有了自信的力量，中国人民精神世界里世代相传的薪火才能在改变自己和民族命运的革命斗争中迸发出新的活力和光芒。
江西七年，毛泽东、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在中国最落后的农村，把一盘散沙的最穷苦的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让他们有了觉悟，有了自信，进而汇聚成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通过自己的自觉，获得人民的信任，从而增强了党员、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自信呢？
第一，确立和坚持党的领导。党在幼年和红军初创时期，党员、兵员成分复杂，相当比例是农民出身，这就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怎么掌握部队，怎么团结人民，首要的问题和关键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如果说，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了基层，那么，古田会议决议则解决了党委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关键问题，解决了军队建设的问题，也解决了党长期在农村领导游击战争、党员成分又主要是农民的环境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问题，为以农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坚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井冈山和苏区的军民才自觉自信，凝心聚力，成为铜墙铁壁。
第二，坚持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斗争和苏区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为了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把那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有非无产阶级思想成分的党员培养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做了许多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是用理想信念来教育广大干部、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胜利旗帜。毛泽东的江西七年，以坚持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首要环节，广大党员、红军和群众因此而执着信念、忠于理想，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获得了自信的力量。
理想信念不会自发产生，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总结实践经验，揭示革命规律，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阐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不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和红军，用理论的亮光照亮中国革命的道路，用真理的力量铸就坚定的信念。
毛泽东还狠抓党和红军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在井冈山时期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确提出：“‘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在苏区时期，严格要求苏区干部的工作纪律与作风，明确了统一的纪律要求。这种严密组织体系和铁的纪律，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把革命队伍、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为着革命事业而奋斗。
第三，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江西七年的自觉自信，还表现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始终如一地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
实现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所以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所以，实行土地革命，是农民最大的经济利益。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和党非常重视“打土豪、分田地”，颁布和实施了四部土地法。毛泽东刚到井冈山，就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1928年底颁布和实施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们党制定的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权利变成法律条文和现实运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后来，又颁布了《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闽西《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和《赣西南土地法》（1930年2月），赣南、闽西“分田分地真忙”。随着土地革命蓬勃深入地开展，人民群众、红军战士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成了一个对美好未来满怀梦想的新天地，成了一片靠奋斗就能实现梦想的好地方。
建立了人民政权，实现了人民群众最大的政治利益。毛泽东在江西七年，把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作为重中之重。井冈山时期就建立了6个县级政权和湘赣边界政权。苏区时期，更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1933年，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六、七、八、九共7个军团，总兵力12.7万余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实行人民民主、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红军和人民群众精神上得到解放。在根据地和苏区，农村里的封建势力和陈规陋习、部队里的旧军阀作风都一扫而光，连投诚过来的白军士兵因受民主主义的影响，都变得很勇敢。毛泽东说：“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党和人民政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毛泽东提出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要把人民群众的土地分配、劳动互助、柴米油盐问题，……都提到干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说得十分具体、详细。
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翻了身的人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踊跃参军。赣南苏区（含游击区）当时总人口240万人，青壮年有50万，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就达33万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慰劳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有60多万人。瑞金当年24万人口，有11.3万人参军参战支前。
正是因为党总能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人民利益，说出人民的心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中国共产党总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特别有力量，井冈山和苏区军民的自觉自信也就特别深厚。
第四，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总是善于总结，实现党的理论、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特别有理论品格。实践上升为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我们党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保守、不教条，虚心学习先进经验，具有反思能力和改革创新精神。所以，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党总能契合时代、引领时代，面对新矛盾，提出新思想、实现新目标。
第五，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总能把理想愿景具体化，变成实施方案，特别有行动力。党能提出远大理想、阶段目标、年度安排，并且能执行到位。这让人民群众有奔头、有自信。
江西七年，毛泽东除了打仗，对调查研究抓得十分紧。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开展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调查。人们会问：军事斗争这么紧急，怎么还锲而不舍地搞调查研究、抓分田分地呢？这其中的缘由，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得很明白：就是要制定土地政策，实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对此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不但为制定我们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树立了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更高层次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所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个新的科学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最初和明确的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高度评价毛泽东1930年的寻乌县调查，说“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第六，始终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江西七年，无论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还是广大普通党员，共产党人不为名、不为利，讲奉献、讲牺牲，起到了政治领导、思想凝聚、价值引领、道德感召的作用。
长工出身的刘启耀，当上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克服经济困难，一直从家里带米来办公。红军长征后，刘启耀因负伤和游击队失去了联系，他保管着一笔党的经费，可他一文不动，自己却沿途乞讨，到处找党，走遍了中央苏区，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直到后来找到党组织，才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交给组织。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一心为民，一贯理想坚定，一贯自觉自信，一贯奉献无私，一贯冲锋在前，一贯严于律己，才能在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人民的主心骨，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正是因为我们党具有这种以党性为核心的政治品格，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个支部一面旗，一个党员一盏灯，我们的党和党员才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党的自觉自信也就变成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自信，同时又进一步增添了自身的自觉自信。
江西七年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中国革命目标，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坚定自信，而要坚定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其关键就在于、最后也必然归结到要信任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自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当时实际斗争中的实践与思想问题，是一次精彩的回答。
江西的七年，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凶残的“围剿”，面对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党内、红军和群众普遍存在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犹豫怀疑的观望情绪、束手无策的等待主义、急躁盲动的“左”倾主义、机械教条主义，等等。正是毛泽东和党的自觉自信，启发和鼓舞了广大党员、战士、人民群众，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强大的政治定力和精神支柱。
第二，对近代以来的自信丢失和文化自卑，是一次精神反拨和文化重建。
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信问题。明朝中叶以来，中国落后了。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落后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1931年日寇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古代极其辉煌、近代极其悲惨的历史际遇中，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就有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历史主题、历史脉络和基本追求，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认识、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
但实现民族复兴，有一个民族自信的问题。近代以来不断挨打和屡战屡败的历史，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一是殊死反抗，以命相搏，悲壮大于自信。二是出现了全盘西化和全盘否定的思潮。三是有了急躁上火、火急火燎的情绪。四是卑怯认怂，有了事事不如人的心态。上述种种，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才有了领路的人。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极其自信地站在人民面前，率领中国人民探索前行的路。只有解决了靠什么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人民才开始觉醒，有了自信，才有了主心骨、方向感，精神从被动转向主动，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出现了光明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肩负着政治使命，也肩负着文化使命。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觉，广大党员干部、红军官兵、人民群众才有了政治觉悟、精神解放、格外自信。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孕育了党、红军和人民的坚定自信。
第三，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伟大的开篇，是走向胜利的起点。
毛泽东的江西七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红军官兵、广大党员那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孕育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不是绿林好汉、哥们义气的江湖文化、山寨文化；不是残兵败将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流寇文化；不是小富即安、井底之蛙、目光短浅的小农文化；不是拥兵自立、割据成王、称霸一方的旧军阀新军阀文化。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具有一种以共产党的党性为核心、以革命自觉为标识、以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为灵魂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遵循历史的逻辑创造新的历史。从井冈山到瑞金，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时期到解放战争，从革命、建设到改革时期，我们跟着共产党走过了风风雨雨，克服了千难万险，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还要走得更远，还会遇到艰难险阻，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就有信心，就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